一个 80 万人口的农业县，1013 名副科级以上干部。其中 161 个政治家族，瓜分了大部分权力岗位。县领导的子女，100%“不落空”——至少一个副科级。 这不是小说。这是一篇北大博士论文里的真实数据。而且 15 年过去了，这套游戏规则，从来没变过。

2025 年 6 月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冯军旗，全票当选为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副镇长（挂职）。

你可能没反应过来这名字是谁。但如果说起《中县干部》，很多体制内的人会沉默。

冯军旗就是那个北大博士。17 年前，他跑到河南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，访谈了 161 个干部，扒了 1013 份简历，写了一篇 25 万字的博士论文。那篇论文，把中国最基层的权力运行逻辑，从桌子底下翻到了桌面上。

论文发表后，他被迫向被访干部道歉，差一点丢掉工作。之后十多年，他几乎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——转头去研究村干部，又访谈了近 1000 人。

有人说他怂了。但 2025 年，他再次挂职副镇长。有人问他为什么。他说，田野调查的起点在县乡，走了一圈回来，还是想回到那里去。

一个人用 17 年反复干同一件事。这件事本身，就值得你往下看。

1. 壹

先跟你说几个数字。

中县，河南一个 80 万人的平原农业县。2009 年 GDP 130 多亿，地方财政收入 2 个多亿，支出 8 个多亿——自己挣的只够花三分之一。

全县上万名吃财政饭的人。但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，一共 1013 人。按 80 万人算，每 800 个人里，才出一个领导干部。

这 1013 人是个四层金字塔——副科 680 人，正科 280 人，副处 40 人，正处 5 人。

进了副科才算"领导干部"。副科以下还有庞大的股级干部，干着领导的活，不算领导序列，提拔的时候也没人想得起你。正科是大多数干部仕途的终点。全县 200 多个正科实职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上面的人不退，下面的人上不去。

副处级以上统称"县领导"，一共 45 人。正处级只有 5 个位置。

冯军旗统计了晋升的节奏： 从参加工作到副科平均 8 年，副科到正科 3 年，正科到副处 7 年，副处到正处 7 年。你 25 岁上班，33 岁副科，36 岁正科，43 岁副处。每一步都踩在点上，45 岁前能到副处。

但 45 岁是一道分水岭。过了 45 岁还没提到副处，组织部门基本就不会再把你列入"可继续培养"的范围了。没人明文规定，但所有人都知道。

很多人在正科级上耗到退休，看着比自己年轻的人一茬茬超过去。他们不是在跟别人竞争，是在跟年龄赛跑，而且一定会输。

但金字塔结构不是中县的特色。全国两千多个县，架构都差不多。

真正让这篇论文炸裂的，是另一层东西。

2. 贰

冯军旗用血缘和姻缘两条线，把 1013 名干部筛了一遍。

结果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：

全县 1013 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中，存在 161 个政治家族。

大家族（出 5 个以上副科级干部）21 家，小家族（2 到 5 人）140 家。

每 10 个领导干部里，至少有 1 个背后站着一整个家族的能量。

来，直接给你看一张真实的家族网。

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，张家。核心人物张泰康，当过白阁公社党委书记、县委组织部长、县委副书记、政协主席，后来又去汝县当了县委书记。

他这一家子：妹妹张梅芝，副县长、政协主席。妹夫王封文，团结乡党委书记、卫生局长。儿子张立志，北山海关关长。大女婿张保彬，白阁乡党委书记、副县长、北山市旅游局长——接的是岳父当年在白阁乡的班。二女婿贺耀华，市人民医院院长。四女婿王许，武陵区副区长。六女婿韩明勇，新华书店党委书记。张梅芝的儿子刘彬，市急救中心主任。刘彬爱人杨小丽，工商局副局长。杨小丽父亲杨国飞，当过中县县委副书记、政协主席。

这还没完。张泰康的大女婿张保彬自己又出身另一个政治家族——父亲是城关镇教育组长，叔叔是城关镇党委副书记，大弟弟是县人劳局长，二弟弟是财政局副局长，妹妹是纪委副书记。

一张网，从县委到政府，从纪委到财政，从医院到海关，密不透风。

这还只是 21 个大家族中的一个。

王家、卢家、武家、吴家、陶家、陈家、贺家……每个家族有各自的势力范围。有的盘踞财政系统，有的深耕政法口，有的几代人守着同一个乡镇。

冯军旗从数据里整理了四个规律。

第一，系统内世袭。 张泰康当过白阁乡党委书记，他女婿后来也当了。组织部副部长张得彬，他内弟后来也当组织部副部长。同一把椅子，两代人坐。不是"我爸是李刚"那种嚣张，是悄无声息的、体面的、合乎程序的接班。

第二，县领导子女"不落空"。 全县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，孩子至少一个副科级以上。很多是正科级。没有例外。

中县一位主要领导跟冯军旗说了句大实话：“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，不用我打招呼，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。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。”

这话从一个在任县领导嘴里说出来，比一百篇论文都有分量。

第三，向核心部门聚集。 家族子弟不去清水衙门。纪委、组织部、县委办、政府办、财政局——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地方，才是他们的目的地。

第四，权力越大，家族越大。 核心人物的位置越重要，家族出产的干部就越多。后代越多，干部也越多。

这是政治家族的底层逻辑：权力的自我繁殖。

这些人是怎么上去的？

三条路：教育（干部子女教育条件好，考上大学就是干部）、入伍（考不上学就去参军，再转干部身份）、政治培养（父辈刻意栽培加上耳濡目染）。

北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比喻很准：“就像葡萄藤一样，顺着架子会越长越大。平民子弟可能就没有架子，或者没有那么多的阳光和雨水。”

3. 叁

161 个家族之外，冯军旗还画了一张县城的权力地图。

不是所有单位都平等。在中县，有些机构是干部摇篮，有些只是养老院。

县委办、组织部、纪委、团县委，还有政府办、林业局、教育局、农业局——这些是"关键机构"。能进这些单位本身就是筛选，进去之后晋升也快。最典型的"超级摇篮"是两个：县委办和政府办。两办的干部离主要领导最近，写的材料领导看得到，加班领导也看得到。

但真正出干部最多的岗位，不是两办主任，是乡镇党委书记。干得好，下一步就是副县长或县委常委。为什么？因为乡镇党委书记是"一方诸侯"，管全面工作，对经济指标负责，出成绩快。县直部门只是条条上的一环。

还有一个岗位特别有意思：秘书。 冯军旗称之为"秘书现象"。秘书是领导最亲近的人，知道领导的所有事情。这种关系超越了上下级，变成了某种政治联盟。

中县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：“能力做参考，关系最重要。” 冯军旗发现晋升是能力、关系、经济、领导推荐、群众基础、机遇和资历综合作用的结果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：能力决定你能不能干，关系决定有没有人让你干。

2002 年，中县开始推行民主推荐制度——提拔干部前搞民主投票。初衷是防止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。结果呢？冯军旗发现，民主推荐反而加重了关系的作用，形成了一套"双环模型"：第一环是拉票网——请客吃饭、打电话、送钱。中县行情是正科级 1000 元，县领导 2000 元，大多是公款。第二环是关系运作——光有票不够，还得有上面的人帮你说话。

中县干部还有个说法，叫"两张桌子"——办公桌和酒桌。办公桌上解决正式事务。酒桌上解决的，才是真问题。 冯军旗亲眼看到的：很多在办公室谈不成的事，酒过三巡就定了。很多白天还互不相让的对手，晚上喝到称兄道弟。

4. 肆

这套"政绩型体制"确实带来了增长。中县从农业县转型为工业县，GDP 翻了几十倍。

但代价也不小。

1990 年代，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提出"村村冒烟"——每个村都要办企业。各乡镇一哄而上，结果县里背上 4 个亿的债务，上访案件中近半由此造成。拒绝摊派的镇党委书记刘石田，不但没被表扬，反而被当成"落后分子"，被迫辞职。

更讽刺的是：搞政绩折腾的陈道白，后来升了—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搞休养生息的继任者李朝中，只是平调。

这就是政治锦标赛的悖论：老实人吃亏，大胆折腾的反而升了。

凭政绩用干部，必然产生假政绩。冯军旗在论文里披露：中县某乡镇把实际 500 万的项目报成 5000 万，没人追究，反而受表扬。中县干部有句话：“数字出干部，干部出数字。”

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是纪委的"问题区隔"。1993 年以来，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以上干部中，经济问题占一半以上。但跑官卖官，一次都没有出现过。不是因为中县没有跑官卖官，冯军旗在访谈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跟查处记录之间隔着巨大反差。纪委办案的逻辑是：经济问题可以查，但要看你得罪了多少人；跑官卖官不查——因为这是官僚共同体内部的潜规则，查了会牵出太多人。

中县的干部说，通常被查的是三种人：贪得太狠的、重大事故需要背锅的、以及得罪人太多、领导不想保也保不了的。 不是法律怎么规定，是"圈子"怎么认定。

5. 伍

2011 年，媒体把这篇论文的内容报道出来后，炸了。

有人说是"体制内必读"，有人说"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基层考察样本"。也有人直接骂冯军旗"背叛"了那些信任他的干部。他多次向被访干部道歉，差一点丢了工作。

那之后，他在学术圈里"消失"了。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田野调查。论文完成后去了社科院，用档案做研究。2017 年调入中国政法大学，又回到了田野——这一次他选择了村干部。十几年间，访谈了近 1000 名基层干部，走了约 50 个村庄。

2024 年，冯军旗写了一篇文章，回应一个绕不开的问题：政治家族式微了吗？

他的回答很简短：没有。在当今的县政中，政治家族不仅没有式微，而且正处于鼎盛时期。

但他也指出了三个可能导致衰落的长周期因素。

第一个，计划生育。 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能如此庞大，根本原因是子女众多——八个孩子。严格执行的一孩政策，对政治家族是釜底抽薪。你只有一个孩子，怎么编织网络？

第二个，干部交流制度。 正科级以上不能在出生地任职，县委书记 100% 跨市交流。打破了地方利益网络的根基。

第三个，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就业观念的转变。 这一点最有意思。冯军旗在中县就发现：县长说"我最大的愿望是孩子考上重点大学，不干县长都行"。乡长女儿毕业后，乡党委书记特意陪他跑到郑州找关系，只为把女儿留在省城。

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，等于政治家族失去了接班人。

但这三个因素，说到底是市场化的副产品，不是制度的胜利。干部子女不回来，不是因为制度堵死了他们的路，而是因为大城市有更好的选择。

所以问题变成了：那些没有更好选择的地方呢？那些更穷、更偏、更留不住人的县呢？

6. 陆

很多人以为，这只是 2010 年的旧闻。15 年过去了，早就变了吧？

来，我给你看几个近一两年的案子。

第一个，广东清新区原书记郑小燕案。

郑小燕，2008 年起任广东清新县长，2013 年转任清新区委书记，2019 年卸任。在县区一把手的位置上干了 11 年。

她是怎么干的？

指使丈夫提前退休，当"大堂经理"，负责跟老板谈好处费。指使弟弟弟媳双双辞去公职，当政府工程的"二道贩子"。安排已经移民加拿大的妹妹，帮她接收贿赂，仅两笔就超过 2000 万。

到了后期，郑家的妹夫、连襟、女婿全被拉进了腐败圈。郑家承担了当地大部分政府工程，家族内有严格的分赃规则——对亲弟弟分文不取，对旁系亲属按利润的 40% 到 75% 抽成。

2008 年到 2019 年，郑小燕通过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4428 万余元。

2023 年她落马，夫妻同日留置，姐弟先后落网。8 名亲属涉案。2024 年 1 月一审，判了 13 年。

你在《中县干部》里读到的"政治家族"，这就是 2024 年最新版的真人真事。

第二个，云南盐津县原人大副主任陈坤案。

陈坤在盐津深耕 40 多年，从村干部干到县领导，被称为"陈大哥"。他儿子是一普通单位职员，开着价值 150 多万的迈巴赫，专门雇司机接送上下班。2023 年欧洲杯期间，单次赌球投入超百万。

陈坤默许儿子以自己的名义找老板要钱，帮商人揽项目，再让儿子从中分钱。2008 年到 2023 年，涉嫌受贿 1400 多万。

官方定性：政治生态的"污染源"。2024 年 12 月被查，2025 年 7 月被开除党籍。

第三个，贵州修文县原书记管庆良案。

这个人最绝。当县长的时候，想方设法架空县委书记。当上县委书记以后，又想方设法架空县长。人称"一霸手"。

他把自己亲妹妹的户口挂在亲戚名下，让她用不容易被查到的身份挂名经商、买股票、买房产——这就是传说中的"白手套"。

2024 年 5 月，管庆良被查前夕，指使妻子、父亲、妹妹、舅舅连夜转移茅台酒和现金，把赃物埋在地里，上面还种了玉米来掩饰。

2024 年 11 月被双开，2025 年被提起公诉。

第四个，江西万年县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案。

李佩霞，1983 年生，不到 30 岁就提了正科级。但在正科级上，一停就是十多年。她父亲是普通教师，在体制内说不上话。

万年县委书记毛奇，1982 年生，2003 年大学毕业进入体制，25 岁副科，29 岁正科，32 岁副处，35 岁正处，2021 年 40 岁当上万年县委书记——用的时间，比李佩霞从正科到副处这一步所需的时间还要短。

很多人说毛奇有背景。后来查清了，他父亲也是一个普通科级干部。不是"大人物"。

但区别在于：毛奇 25 岁就能进县委政研室，在领导身边写材料，几任上级都愿意"带"他。而李佩霞的起点是县妇联，一待好几年，接触不到核心圈层。

从正科到副处，中间隔着的不是能力差距，是一条叫"隐形台阶"的天堑。有藤蔓可以依附的人，小步快跑就跨过去了。没有藤蔓的人，只能在原地等着。

李佩霞选择了最危险的一条路——试图用身体交易换一个跨越的机会。

结果所有人都看到了。2024 年 11 月，她因受贿 165 万被判刑。

这四个案子，发生在四个不同的省，曝光时间都在 2024 年前后。

它们讲的，是同一个故事。

权力的家族化和圈子化，从来不是《中县干部》的独家发现。它是一种在中国基层普遍存在的运行逻辑。

你以为冯军旗写的是中县？

他写的，是**“县里的中国”**。

2025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1222 万。2026 年国考报名人数371.8 万，录用计划比约 98:1。这些人削尖了脑袋往体制里钻，但对很多人来说，考上编制只是第一步——他们还要面对那个四层金字塔，面对 161 个家族织成的关系网，面对 45 岁的隐形天花板。

当一个年轻人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县城体制，发现一起入职的同事是某局长的侄子，而自己连副镇长家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——这个系统留给他"奋斗"的空间，还有多大？

贺雪峰教授 2024 年有篇文章说，现在的基层干部面临"上面千把刀，下面一颗头"的局面。乡镇干部白天要应付检查填表，晚上要喝酒维护关系。这种压力下，关系网的价值反而被放大了。

有关系的人可以调去清闲部门，有关系的人可以借调到上级机关。而没关系的普通人，只能一边干活一边祈祷自己别得罪人。

7. 柒

冯军旗在论文的开篇写了一首小诗：

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

飘着的，是命运 落下的，是人生

飘满了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

中县 80 万人，1013 名领导干部。每一颗"蒲公英"的飘落，都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命运。飘到哪里，哪里就有阳光雨露。飘不到的地方，就只能自己生长。

161 个政治家族的存在，意味着有些蒲公英生来就种在肥沃的土壤里。

但冯军旗的数据也显示，中县正科级以上干部中，62% 出身农民家庭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基层政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——普通人家的孩子，确实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。问题是，这个窗口正在关闭。当干部子弟大量流向大城市，不再回县里争位置时，政治家族会自然衰落。但这不意味着权力的公平——它可能意味着另一种不平等：权力和大城市之间的循环，与普通人越来越无关。

2025 年 6 月，冯军旗再次挂职副镇长。17 年，从河南一个农业县，到北京一个镇。从 26 岁的博士生，到 43 岁的副教授。有人说他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。但也许他从来没离开过起点。

中县的天空，蒲公英还在飘。

只是不知道，它们还能飘多远。

资料来源：

• 冯军旗《中县干部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，2010 年
• 冯军旗《县政中的"政治家族"式微了吗？》，爱思想网，2024 年 3 月
• 贺雪峰《警惕制度软化：基层治理的危机》，《理论与改革》2024 年第 3 期

本文基于公开的学术文献和官方通报撰写。中县为学术研究中的化名，原型为河南省新野县。论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。